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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守自盗”新玩法遭撤稿，爱思唯尔出版社旗下客座编辑竟用假名投稿！

时间：2025-07-07 23:42:09 来源：雾鬓风鬟网

来源：中国科学报

文 | 《中国科学报》实习生周佩滢记者李晨阳

著名“科研打假”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近日报道了一起“监守自盗”的监守自盗撤稿事件。

4月11日，新玩下客爱思唯尔撤回了两篇发表在《工业计算机》（Computers in Industry，法遭IF：7.635）上的撤稿出版专刊论文，撤稿原因非常“别致”：

其中一名文章作者在投稿时故意用了假名字，爱思发表时又改回了真名。社旗更令人惊讶的座编是，经查验，辑竟此人正是用假该期刊的一名客座编辑。

既当运动员，名投又当裁判员，监守自盗这种钻空子的新玩下客行为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此，撤稿观察网站主编Ivan Oransky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法遭表达了他对专刊和客座编辑系统漏洞的撤稿出版担忧。

2篇特殊的爱思撤稿

这2篇论文发表3年后，才被人发现它们的“秘密”。

爱思唯尔经审查确认，2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正是《工业计算机》的执行客座编辑M.Abdel-Baset。

在被接收的投稿版本中，作者姓名写的是为“M.Metwalli”。但正式发表的论文出来后，通讯作者就变成了“M． Abdel-Baset”。

这番操作，导致无法保证相关论文同行评审过程的可靠性。因此，这两篇论文于近日被正式撤稿，期刊也为程序漏洞向读者道歉。

《工业计算机》是爱思唯尔出版社旗下的刊物，于1980年创刊，定位是发表原创性的、高质量的、面向应用的研究论文。在计算机科学与跨学科应用领域为Q1，目前在中科院分区为计算机科学领域二区。

截至记者发稿，该期刊的编辑经理Nick Szirbik没有作出回应。因此，Abdel-Baset如何更改了稿件上的名字，为什么在论文发表3年后才被撤稿，这些问题还未可知。

Florentin Smarandache是撤稿论文的合作作者之一，原工作单位是新墨西哥大学，目前已经退休。他表示自己只是通过电子邮件认识Abdel-Baset。但Florentin无法提供与此人相关的电子邮件，因为他“经常删除自己的邮件，避免存储空间不够被超额收费。”

涉事编辑Abdel-Baset的所在机构是埃及扎加齐克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记录显示，Abdel-Baset此前已有4篇论文被撤，其中3篇因伪造同行评审被撤回，他的第4篇被撤论文——2018年3月发表，2021年10月撤稿。理由与他最新的两篇撤稿相同：出于对作者身份的担忧，无法保证文章同行评审过程的可靠性。

只不过，这一次是Abdel-Baset的论文合作者Gunasekaran Manogaran改名了。

当时，他们的论文发在《新一代计算机系统》（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专刊上，而Gunasekaran Manogaran同时还担任着这期专刊的执行客座编辑。在被主编接受的投稿版本中，论文作者署名为“M.Gunasekaran”，而在发表版本上这一名字改为了“Gunasekaran Manogaran”。

“这是对科学出版中客座编辑系统的滥用！是个别作者和‘论文工厂’操纵出版过程以欺骗主编的一种方式。”撤稿观察网站主编Ivan Oransky对这种行为评价道。

操纵链背后的“论文工厂”

去年7月，撤稿观察网站就关注了《微处理器与微系统》（Microprocessorsand Microsystems）的6辑专刊，其中400多篇论文的同行审核标准，严谨性低于预期。

调查发现，原因在于期刊的编辑系统出现了bug，总编辑并没有收到这些专刊论文，因此这些论文实际上没有通过最后批准就发表了。

作为出版商，爱思唯尔对这些专刊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在专刊提案和客座编辑身份的资格审核基础流程上，引入了进一步的检查机制。

Ivan Oransky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近年来撤稿数量激增。仅2021年就有超过3000次撤稿，而2000年只有38次。

Ivan Oransky指出，即使考虑到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这一比率也急剧上升，背后的“论文工厂”产业链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医学领域更是重灾区。

地下“论文工厂”是医学论文买卖的重要推手。他们提供代写、代发全流程服务，从普通论文到顶级期刊论文均有“生产”。这给科研诚信蒙上了沉重阴影。

以下为访谈内容：

《中国科学报》：此类客座编辑冒充作者事件是否经常发生？

Ivan Oransky：我不觉得这个典型案例具有普遍性，但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客座编辑的问题却是需要关注的，因为这类问题缺乏系统管理。

事实上，“论文工厂”已经盯上了客座编辑和专刊系统的出版程序，显然这个程序更容易被钻空子。

《中国科学报》：客座编辑一般是该领域专家，有一定学术地位，为什么还会进行这种行为？

Ivan Oransky：显然，他们可以通过发表论文受益。这有助于申请工作、教职晋升，或者获得学界认可，拿到科研经费。

他们也可以通过别人的引用而间接受益，但现在引用率也能造假了。如果你查看文章中的引文和参考文献时，看到某些名字不断出现，很可能就是有人在操纵这个过程来增加其中一些作者的引用率。这是非常不诚实的行为。

不幸的是，这就是目前出版商的系统设置方式：注重数据，而对论文内容和同行评审的情况评估不足。

《中国科学报》：对这类虚假评审行为，出版社或者编辑部是否有监督机制？如何核实作者身份？

Ivan Oransky：目前期刊和出版商并没有密切关注这一现象，尤其是关于客座编辑的问题，所以审查规则显然还不够完善。

出版商应该让编辑委员会成员对论文进行逐一审查。但显然，这并不总是可行的。

一些出版商每年可能有数十万篇论文，很难做到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因此，问题还在于他们是否能够不打折扣地实施好已公布的审查流程。

《中国科学报》：客座编辑和专刊系统审核标准是不是比正刊系统漏洞多？

Ivan Oransky：具体数据占比需要在数据库中比对。但我们最近确实看到，总体上撤稿数量大幅增加，其中许多来自中国的“论文工厂”正在做这样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你刚刚强调了来自中国的“论文工厂”，是认为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突出吗？

Ivan Oransky：目前国际学术圈已经开始关注“论文工厂”。在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代写代投这种学术不端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一套工业化模式，并运行了一段时间。

我想这是因为中国大学对研究人员发论文有着很大力度的激励措施。特别是医学领域，医学院校的研究人员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晋升，这些都是致使学术不端的可怕诱因。这样一来，虽然国际排名提升了，却也导致欺诈行为泛滥，一些根本不知道如何做研究的人得到了晋升。希望这些造假的人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来保住他们的工作。

无论如何，此类问题终于被注意到了。

《中国科学报》：如果科研人员论文面临撤稿，应该如何应对？

Ivan Oransky：对于因学术道德问题造成的撤稿，那主要问题就不在于撤稿后他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如何避免撤稿，如何减少学术造假。

他们应该更诚实地说明是否需要撤回某些内容，而不是聘请一些律师作伪证。如果他们有不当行为，应该第一时间公开承认。

没有人想被撤稿，期刊不想撤，作者更不想收到期刊的“末日宣判”。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诚信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