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尚资产新年献词：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发布时间：2025-07-08 23:49:09 来源：雾鬓风鬟网 作者：热点

回顾1840年以来的弘尚中国史，正如同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资产做代日本史，是新年献词一条波澜壮波而又曲折蜿蜒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充满希望，代人也充满血泪的弘尚路上，每一代人都奉献着他们的资产做代智慧和汗水，用他们的新年献词双手和双脚，拼尽他们的代人力气，向那个山巅爬去。弘尚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资产做代机遇和困难，每个时代也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年献词成就和问题。但只要山还在那儿，代人上山，弘尚就只是资产做代一个时间问题。

新年已至，新年献词 “这一年终于过去了，希望再也不要再来一次” 是朋友圈里最多的感慨。无论是战争、疫情、糟糕的经济，还是沟壑日深的国际局势，都让人心生沮丧，好像过去几十年的大缓和时代在一夜之间就已成往事。

回想起一年前，我们是何等乐观。憧憬着经济的复苏和疫情的终结，国门再次打开，世界再次恢复到阳光明媚和熙熙攘攘。而今已经整整一年，我们却依然在经济的谷底徘徊，每个人都依然忍受着疫情对健康的威胁，迎接新年的不是辞旧迎新的钟声和鞭炮声，而是地铁里、餐厅里和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好像就在短短的一年里，我们丧失了过去那种踌躇满志，一往无前的乐观和自信。

过去的两年也是宏观对冲策略表现惊艳的两年，正如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之时。整个市场的定价之锚丢失之时，市场从无视宏观波动只关注企业增长走向另一个极端，被宏观事件裹挟着卷起惊涛骇浪。这个陌生的伴随着确定性的丧失，这种确定性的丧失也系统性的降低了市场的风险偏好。过去的一年里，A股平均下跌了20%，公募偏股型基金平均亏损了21 %。让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前路的茫然，也遭受到投资的损失。

风急浪高的时候最危险的就是一条船丢失了船锚，如何重新找到投资中的确定性？当我们站在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街边建筑都是新的，这时候为了定位自身所在，我们需要打开地图，把我们不熟悉的道路建筑和我们走过的街道联系起来。如今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重新回头看我们来时的路，从更长的历史中寻找未来的答案。

百年革命

历史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经典的片段：李鸿章、张之洞等三位疆臣极力反对与八国联军开战，并与英美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却命令反对开战的李鸿章去议和。明知此次议和必然会又一次因为丧权辱国而被国人唾骂，李鸿章却又一次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政权而带病北上。

梁启超赶来劝阻，并建议李鸿章推翻清廷，开创共和。李鸿章对梁启超说了一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座纪念碑纪念的不仅仅是二十八年革命中牺牲的共产党烈士，而是百年以来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繁荣与富强牺牲的仁人志士。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救亡图存，变革图强”。期间道路几经转易，目标却坚如磐石。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做自己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

李鸿章做了他那一代人能做的事情——一边尽量挑起列强之间的矛盾，维护国家基本统一的局面；一边兴办“洋务”，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文化思想，为国家的独立和复兴积蓄力量，争取时间。

孙中山也做了他那一代人能做的事情——国人对腐朽的满清政府已经彻底绝望，民主、自由的号角吹起，共和革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千年帝制轰然倒塌。但孙中山也依然无力让国家的真正统一和独立。共和的旗帜下军阀互相征伐，表面上看是一场统一战争，但本质上依然是列强扶植的代理人战争。而所谓民主不过是过年时用来装点门面的漂亮灯笼。

最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真正统一了中国。这场革命从真正意义上驱逐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控制，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一场前赴后继的百年革命。我们花了一百多年，才终于能够在一个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关乎独立与自由的战争，也从最底层的组织和文化上改造了中国。虽然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依然一贫如洗，但无论就业保障、国民普及教育、医疗机会均等化、妇女平权，中国都远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毛泽东时代妇女的解放，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都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

乌托邦的幻想与受限的路径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建国之初，国家依然面对极为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并不能苛求从建国之初就开启和世界自由交往的大门。在一个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个世界极端对立的时代，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新生国家，我们并不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外交政策。“一边倒”的政策换来了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帮助我们从零建立起的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工程让我们具备了真正的自卫能力。直到此时，我们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发展的自由意志。而之后的七十年代，我们迅速和日美建交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也终于打开了。

将建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滞后都归咎于计划经济的想法是有失公允的，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捆绑的想法也是错的。孙中山本人就有明确的计划经济主张。他认为工业化大生产已经使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主张变得过时，“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蒋介石也讲：“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类似于新中国的国家计委）工业化计划搞了10多年，而在战败退守台湾之后，无论是台湾的土改还是产业政策，无不笼罩在一层“计划”的魅影之下。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直到中国完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多年后，作为代议制民主亚洲样板的印度，依然在坚持着计划经济体制。这背后的根源并不来自于意识形态，而来自于落后国家的“强国梦”。苏联发展初期计划经济模式的成功刺激了众多追随者，众多积贫积弱的国度对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渴望被乌托邦的幻想所引诱，最终选择了一种看起来更快更美好的方式。

当我们认为中国的一切繁荣都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要忘记即使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痛的挫折和教训，中国依然在建国后的短短三十年内几乎从一片白地上建立起了完备的工农业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棉纱产量增长3.5倍，原煤产量增长8.4倍，发电量增长40倍，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通过大批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现在的6.7亿亩，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诚然，建国初期治理能力的不足，乌托邦式的狂热带来深重的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彻底停滞。只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革命者成为建设者的道路上，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能力迭代。

而东亚经济体在“计划”与“市场”之外走出了有效的第三条道路——将市场经济与产业政策相结合，从而实现更高效的赶超。日韩如此，台湾新加坡也如此。最终，这种有效模式也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伟大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时代，这个时代首先得益于中国始于七十年代的对外关系缓和，利用美苏之间矛盾，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建交让中国得以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重回国际社会。对外关系的大缓和带来了自由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的直接投资，中国积累的高素质劳动力得以转化为磅礴的生产力喷涌而出，席卷全球。

改革开放也同样得益于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抛弃了过去斗争的乌托邦革命幻想，也抛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除去枷锁的人民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力。四十年的安定与自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我们贪婪的学习一切能学习到的东西，积累一切能积累到的财富，身处期间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剧烈变化带来的兴奋感和撕扯感。

但我们得到的机会，世界上很多国家早已得到。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当中，既出现了一步迈入发达经济体的日本、韩国、台湾，又出现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不前的泰国、印尼，还出现了倒退的阿根廷、巴西？

制度经济学是过去几十年的显学，但在近十几年来却日渐式微，就是因为制度经济学解释不了这件事。过去我们认为国家的治理体制决定一切，但近些年“国家能力”却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课题。体制符合西方审美，治理能力却一塌糊涂的国家，纷纷倒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而中国却在一片看衰之声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蒋介石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实现武力统一，而是他无法实现对中国底层治理结构和底层文化的重塑，而共产党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每年因犯罪死亡的人数是每10万人中有5人，而对应的数字在中国是0.5人，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摒弃了低效僵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我们也强硬的坚持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和对产业发展的规划。一方面每个县的县长都成为了当地招商引资的“一号位”，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为企业的快速发展修桥铺路，另一方面对过剩产能和低效投资的行政化强力出清也是这四十年来坚持的一条底线。“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刚刚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是过去四十年，乃至建国以来七十年从未改变过的路径。

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持续了十多年，至今未停。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如果据此就认为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是无效的就明显是对另一个事实的无视了。事实上不论是大规模基建带来的正外部性，还是汽车、新能源、电力设备、半导体等等行业的产业培育政策，都是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崛起，建立全球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产业政策的有效不仅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所证明，也同样为西方经济体所学习。如果产业政策无效，那么美国这两年包括“芯片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到底是在做什么？

过去四十年的成功，是几种力量交织的结果。国际局势进入大缓和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带领我们迅速融入了国际社会。我们充沛的劳动力，高储蓄率，高效的政府和强大的国家管理能力，灵活的调控和产业政策，让我们获得巨大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合作中，中国力量迅速崛起，到如今，我们工业产值已经是G7的总和，虽然主要还是分布在较为中低端的产业链当中，但进步之速度，成就之巨大，都成为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增长动力的远去

经典增长理论中把经济增长的核心分为劳动力、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1978年至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在平均9.4%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5.4个、0.8个和3.2个百分点。

二十大报告中经济部分的关键词有三个：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完善分配制度。这三个关键词是答案，指向的是如今中国经济如今面对的两个最严重的问题——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遭遇逆全球化怎么办？

2008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2.2%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到2021年下降到45%左右，而同期宏观杠杆率从140%上升到272%。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同样，依靠劳动力投入拉动经济的方式更早已经是昨日黄花。自2012年以来，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力人数持续减少，年均减少345万人。我们早已经在十年前就进入劳动力总量下滑的长期趋势当中。

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积累这两个长期驱动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动力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持续下降的通道，如何在未来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除了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之外，别无他途。

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因素为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3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平均贡献70%的水平。而如果以2012年为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2年到2012年之间的十年间为40%，而在2012年到2021年下降到25%。也就是说，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事实上，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期结束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了美国的80%和70%。而2012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达到美国的40%，而且在1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依然之后美国的40%。这个数字是当头一记棒喝，足以让近些年沉浸在“中或最赢”幻觉中的国人冷静下来。我们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要说和美国相提并论，即使和东亚的邻居们相比，也相距甚远。

不可逆的逆全球化

日韩台湾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一直处在全球化浪潮的承平环境中。技术的转移和流动，都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在一个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大环境当中，顺利的完成了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而我们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在于，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正在遭遇不可阻挡的逆转。

始于里根主义经济学的全球化，伴随着苏联的垮台和全球和平的大环境，为世界带来空前的繁荣。但伴随着空前繁荣同时到来的，是贫富差距再次来到历史的最大值。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人只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一小撮人，而美国的工人阶级在这4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扣除通胀之外收入没有任何增长。急剧增长的繁荣也伴随着极具增长的不平等。铁锈带的白人劳工的工作被更便宜更勤奋的中国人拿走，自杀率创下历史新高。沉默的大多数终于被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唤醒，怒吼着抛弃了已经将他们抛弃的民主党精英，红脖子们把一位出身精英集团的民粹主义份子特朗普送进白宫。

一开始我们以为特朗普只是一个癫狂的个例，但事实真的如此吗？2015年，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当时民众对他有“正面看法”的只有12%，但是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更是接近60%。当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开始异化，左翼逐渐抛弃他们的基本盘，转向狂热的支持全球化、移民、少数族裔和同性恋权利，沉迷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中不能自拔之时，沉默的大多数宁可选择一位共和党的亿万富翁做总统。而回过神的两党精英份子终于开始理解人民的诉求，刚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失势已久的“中间力量”异军突起，就是有力的例证。

在未来我们会看到的，是整个西方世界政治传统的回归。极化的政治正确理念将被抛弃，全球化和意识形态输出将被贸易保护和缩小贫富差距取代，“人民权利”将重回欧美政治的核心主题。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制造业的重启，以及对中国高端制造领域的全面遏制政策。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但还远远不是制造业强国。无论是众所周知的半导体、新材料、还是先进机床等制造业的上游设备，我们都面临着随时随地都会被一道禁令卡住脖子的窘境。

我们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会长期遭遇重重困难。在这种大环境之下，重启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将资源集中于产业升级之上，明知效率或许不及自由市场与企业竞争，确是不得已而为之。面对外部环境不可逆的变化，我们已经无法依靠过去的力量前进了。

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幸福

为何当下国内富裕阶层会表现的如此忧虑？其实更多的是对宏观环境改变导致的政策调整的不理解，过去四十年的繁荣不仅依赖于国人的聪明和勤奋，也依赖于全球化分工合作的大环境和中国的充沛廉价劳动力。而当四十年的惯性冲刺让每个人都受益颇丰的时候，一块提示前方弯道的减速标识必然会激起一片哗然。

对发展不再是第一目标的担忧是毫无必要的，对所谓“国进民退”的担忧更是无稽之谈。我们只需要关注一组数据就可以真正理解政策导向——2021年，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超过了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贷款增速超过了30%。截至2022年11月22日，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5000家。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数量达3168家，占比超过60%；102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中民企860家，占比83.9%。这样的数据已经充分说明了“两个毫不动摇”并非一句空话。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激发经济奇迹的制度基础并无变化，我们的忧虑更多是惯性带来的：既然要发展，为什么要增加那么多环保成本？既然要发展，为什么教育不能产业化？既然要发展，为什么要调整劳资关系？

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但相当程度的奇迹并不是依赖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是依赖负外部性来实现的。甲地环保政策严格，那就把工厂建到乙地；乙地需要缴纳社保，那就把工厂建到丙地……当我们最优秀的企业家，可以公然声称以员工健康和家庭为代价的“996”是一种福报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发展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发展，这种发展又是为了什么？在一条直线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太久的我们，已经忘记了发展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总福利，而不是为了发展可以牺牲国民的总福利了。

收入分配与再平衡

逆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实现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的挑战，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还会带来大量过剩产能的问题。我们的GDP全球占比是18%，但我们的制造业占比则达到了全球的30%。如此巨大的产能让我们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但未来出口遭遇长期挑战之时，我们如何刺激国内需求，从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提升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实现产能与需求的新平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而答案其实也已经呼之欲出了：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超过富裕人群，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减小贫富差距，既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又可以有效刺激需求，从而实现新的供需平衡。

著名企业家曹德旺的美国工厂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他对工会的强硬态度和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激起了一片赞誉之声，反而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这是对当下时代的一个绝妙隐喻。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也曾经在欧美企业广泛流行过，而在那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劳资关系的不断调整使得整个社会在发展、效率与个体的幸福感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企业更多依赖管理效能的提升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而非通过对劳工的不断压榨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工工资水平的提升，我们的企业也将不得不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依靠创新和管理来提升效能，而非依赖24小时三班倒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

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和劳资关系提振社会总福利的政策并不是中国首创，美国有过罗斯福新政与“伟大社会”，日本在类似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1970-198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亿总中流”。消灭低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不仅是当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之所需，也是提升国民整体幸福感与获得感之所需。当我们遥望日韩台湾等东亚邻居，会发现大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执行的经济金融政策高度相似，这是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而和所处的意识形态并无太大关联。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充满挫折感，疫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一系列的行业政策调整也让很多人充满疑问。人人都在呼唤信心。那么，真正的信心应该来自哪里？

真正的信心来自于支撑中国增长的基本面，这基本面不来自于一时的减税降费，不来自于央行提供流动性，也不来自于政策的转向。支撑中国增长的基本面来自对整个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信仰，来自教育平等和高考制度让每个公民都相信人人机会平等，来自每一个中国人都相信科学和技术进步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来自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相信有的人生来就比自己更加高贵……只有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基本面。我们花费了百年时间才建立了这些信仰，只要每个人都还依然相信这些基本的原则，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阶段性的挫折，我们都不应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失去信心。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第一次平视，而不是仰视这个世界。但我们也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外部的环境在发生激烈的变化，我们的增长动力也遇到了新的问题。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桎梏获得了新的动力，我们如今也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获得新的动力。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把一张满分的成绩单交到了我们手里，但这次的考题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

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正如同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史，是一条波澜壮波而又曲折蜿蜒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充满希望，也充满血泪的路上，每一代人都奉献着他们的智慧和汗水，用他们的双手和双脚，拼尽他们的力气，向那个山巅爬去。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机遇和困难，每个时代也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成就和问题。但只要山还在那儿，上山，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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